後記
我在念醫學專業的時候，曾經很榮幸的參加了一個名叫“陶然亭”的社會團體。在這個團體裏，認識了很多很多的朋友，我覺得他們都是很棒，各有各的愛好，各有各的特長。每次“陶然亭”組織的活動，我都有參加，在集會上，通常有許多的才藝表演，看到他們人人能歌善舞，琴棋書畫，各顯神通，我真的很羡慕他們。
那時候，我就發現，在所有的朋友之中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特長，人人都有自己的胸襟和抱負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執著。
所以，我的心裏，就已萌生了兩個人的影子，這兩個人就是柳長風與柳長嬰兄弟。在《逐鹿天下》這部作品之中，這兩個人的筆墨並不多，特別是對柳長嬰這個人物，只是寥寥幾筆就帶過了，但我最想寫的，卻是這兩個人物。柳長風這個人對武學的執著，使我想到我的朋友們，他們對自己的事業，也充滿了美好的向往，充滿了熱情；而柳家四少爺柳長嬰，他是一個典型的文弱書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在本書之中，他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。但對美好的生活也很向往，他如一顆明珠，被人們遺棄在陰暗的角落裏，但終有一天，他會閃耀出它的光芒。在我們鹽城，有一位殘疾的詩人，名叫賴雨，她雖然是一個幾乎連生活不能自理的殘疾人，但她對美好生活的執著追求，終於，她成功了，詩集《群山之上》的出世，使這位殘疾的女青年綻放出了她的光彩。柳長嬰就是這樣一個人，他在武學上的成就向世人證實了一切。
平一峰這個人物在本書之中，所用的筆墨頗多，卻是一個很被動的人物，他秉承著他父親的一種傳統軍人的性格。但經歷了這麽多的事之後，他的思想也有所轉變，使他對人世間的善惡，美醜有了新的認識，最後，他與魔教聖姑的結合，就說明了這一點。
本書之中，涉及到的一些史學知識，與史書皆有所出入，其中有兩種因素：首先當然是因爲筆者的才疏學淺；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爲小說情節的需要，望大家不必認真去考究。
明朝開朝以來，就設立了錦衣衛，錦衣衛是皇帝身邊的侍衛親兵，兼管偵察、逮捕和審訊的事。後來明成祖又增設東廠，由宦官統領，搜捕被認爲謀反和對皇帝不忠的人。這些皇帝們有了錦衣衛和東廠之後，覺得還不放心，所以又設立了西廠。西廠在歷史上設立過兩次，第一次是在１４７７年（明憲宗成化十三年），由親信大宦官汪直提督廠事，後來，東西兩廠相互之間爲了爭功邀寵，經常發生明爭暗鬥的事情，明憲宗看到這樣發展下去有點不妙，再加上汪直漸漸失寵，所以便在１４８２年（成化十八年）下詔撤銷西廠。到１５０６年（正德元年），明武宗又聽從另一個宦官的慫恿再設立西廠，但不久便因內行廠興起，另設西廠已無多大必要，因而撤銷了。這些特務機構的大權旁落在皇帝身邊這些心理變態閹人手中，實在搞得不象話，使得朝中的大臣之中人心惶惶，生怕被兩廠的人莫名其妙的弄去砍了頭，就連那些王公大臣也要對兩廠的人懼怕幾分。至於本書之中出現在天啓年間的西廠，考究起來，是不符合史實的。
我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，每一日上學，都要往返走兩趟很長的山路，在上學與放學的路途之中，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看書了。那時候，還沒有流行武俠小說，我看的多是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，也看一些國外的名著，例如《茶花女》、《毀滅》等等，我最先接觸到的一部武俠小說是陳青雲的《殘肢令主》，那時鄉村的小說來源很少，只有二十裏之外的集市上才有出租，每到星期日的時候，我就要早早的起來，走上幾十裏的山路，步行到集市的書攤上去租書，書攤的旁邊有一些木凳，我租到書後，不能離開（因爲沒有錢交押金），只能坐在這木凳上，一口氣的看下去，從日出看到日落，回到家的時候，天色往往已黑盡。後來，我輾轉借到一本金庸先生的《天龍八部》，不禁拍案叫絕，才發現也間上竟有這麽好看的小說，這個世上，我當真是沒有白來。
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作家之中，我最佩服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魯迅，另一個便是金庸了。我們從金庸的小說中，可以瞭解到中華五千年來的傳統文化，而且他的文筆流暢，對人物的刻畫極是傳神，達到了一種雅俗共賞的境界。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的成功，使我的精神振奮，他的武俠小說深深的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。
在當代武俠小說家之中，我還喜歡看溫瑞安前期的作品，他的《神州奇俠》寫得很好，這是一部他精力最旺盛時期創作的武俠奇書，整部作品充滿了激情，教人有一種熱血膨湃的感覺；但他中年以後的作品，卻顯得有一些支離破碎了，但這樣求變的方式，筆者不敢苟同。近些年來，武俠小說的創作風格日新月異，人人都在求變，前赴後繼，但有幾人真正的變出自己的風格來呢？前一個世紀的九十年代，黃易先生的創新，樹立了典範，使我們在武俠小說潮流沒落的今天看到了希望，而二十一世紀武俠小說發展的方向又是怎樣呢？
我們搞創作，當然要有創新，但也要自然，讓人覺得能接受。這些年來，我時時在想，爲什麽港臺能湧現那麽多象金庸、古龍、溫瑞安、瓊瑤等光芒四射的名家，而大陸十幾億人口之中，卻不曾有一人名列其中呢？
我在苦苦的思索。
今天，我也許已經邁出了這一步！
宮時雨
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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